在我们学习语文这门学科时，我们会学习很多的文学名著，这能够丰富我们的知识。下面小编为大家准备了关于文学名著阅读-唐·吉诃德欣赏，希望大家阅读。
《堂·吉诃德》原名《奇情异想的绅士唐·吉诃德·德·拉·曼恰》，作者在序言中申明：“这部书只不过是对于骑士文学的一种讽刺”，目的在于“把骑士文学地盘完全摧毁”。但实际上，这部作品的社会意义超过了作者的主观意图。在这将近一百万字的作品中，出现了西班牙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的整个社会，公爵、公爵夫人、封建地主、僧侣、牧师、兵士、手艺工人、牧羊人、农民，不同阶级的男男女女约七百个人物，尖锐地、全面地批判了这一时期封建西班牙的政治、法律、道德、宗教、文学、艺术以及私有财产制度，使它成为一部“行将灭亡的骑士阶级的史诗”，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名著。
作品主人公唐·吉诃德是一个不朽的典型人物。书中写道，这个瘦削的、面带愁容的小贵族，由于爱读骑士文学，入了迷，竟然骑上一匹瘦弱的老马“驽骍难得”，找到了一柄生了锈的长矛，戴着破了洞的头盔，要去当游侠，除强扶弱，为人民打抱不平。他雇了附近的农民桑丘·潘沙做侍从，骑了驴儿跟在后面。唐·吉诃德又把邻村的一个挤奶姑娘想象为他的女主人，给她取了名字叫杜尔西内雅。于是他以一个未受正式封号的骑士身份出去找寻冒险事业，他完全失掉对现实的感觉而沉入了漫无边际的幻想中，唯心地对待一切，处理一切，因此一路闯了许多祸，吃了许多亏，闹了许多笑话，然而一直执迷不悟。他把乡村客店当作城堡，把老板当作城堡的主人，硬要老板封他为骑士。店老板乐得捉弄他一番，拿记马料账的本子当《圣经》，用唐·吉诃德的刀背在他肩膀上着实打了两下，然后叫一个补鞋匠的女儿替他挂刀。受了封的骑士唐·吉诃德走出客店把旋转的风车当作巨人，冲上去和它大战一场，弄得遍体鳞伤。他把羊群当作军队，冲上去厮杀，被牧童用石子打肿了脸面，打落了牙齿。桑丘·潘沙一再纠正他，他总不信。他又把一个理发匠当作武士，给予迎头痛击，把胜利取得的铜盆当作有名的曼布里诺头盔。他把一群罪犯当作受迫害的绅士，杀散了押役救了他们，要他们到村子里找女恩主去道谢，结果反被他们打成重伤。他的朋友想了许多办法才把他弄回家去。在第二卷中，他继续去冒险，又吃了许多苦头，弄得一身病。他的一位朋友参孙·卡拉斯科假装成骑士把他打翻了，罚他停止做游侠骑士一年。唐·吉诃德永远爱对着臆想中的敌人猛冲过去，乱战一阵，但是由于他的美好愿望不切实际，战术荒诞可笑，因而处处碰壁，好心不得好报，甚至险些丧命。当他和桑丘吃尽苦头，辗转回到家乡时，他已一病不起。但经过一番游历，他已认识到自己从前是个疯子，那些骑士小说都是胡说八道，只恨后悔得太晚了。
这个人物的性格具有两重性：一方面他是神智不清的，疯狂而可笑的，但又正是他代表着高度的道德原则、无畏的精神、英雄的行为、对正义的坚信以及对爱情的忠贞等等。他越疯疯癫癫，造成的灾难也越大，几乎谁碰上他都会遭到一场灾难，但他的优秀品德也越鲜明。桑丘·潘沙本来为当“总督”而追随唐·吉诃德，后看无望，仍不舍离去也正为此。唐·吉诃德是可笑的，但又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化身。他对于被压迫者和弱小者寄予无限的同情。从许多章节中，我们都可以找到他以热情的语言歌颂自由，反对人压迫人、人奴役人。也正是通过这一典型，塞万提斯怀着悲哀的心情宣告了信仰主义的终结。这一点恰恰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旧的信仰解体、新的信仰(资产阶级的)尚未提出的信仰断裂时期的社会心态。
唐·吉诃德的侍从桑丘·潘沙也是一个典型形象。他是作为反衬唐·吉诃德先生的形象而创造出来的。他的形象从反面烘托了信仰主义的衰落这一主题。唐·吉诃德充满幻想，桑丘·潘沙则事事从实际出发;唐·吉诃德是禁欲主义的苦行僧，而桑丘·潘沙则是伊壁鸠鲁式的享乐派;唐·吉诃德有丰富的学识，而桑丘·潘沙是文盲;唐·吉诃德瘦而高，桑丘·潘沙胖而矮。他，桑丘·潘沙是一个农民，有小私有者的缺点，然而到真正把他放在治理海岛(实际上是一个村)的位置上时，他又能够秉公办事，不徇私情，不贪污受贿。后来由于受不了贵族们的捉弄离了职。他说：“我赤条条来，又赤条条去，既没有吃亏，也没有占便宜，这是我同其他总督不同的地方。”朱光潜先生在评价唐·吉诃德与桑丘·潘沙这两个人物时说：“一个是满脑子虚幻理想、持长矛来和风车搏斗，以显出骑士威风的唐·吉诃德本人，另一个是要从美酒佳肴和高官厚禄中享受人生滋味的桑丘·潘沙。他们一个是可笑的理想主义者，一个是可笑的实用主义者。但是唐·吉诃德属于过去，桑丘·潘沙却属于未来。随着资产阶级势力的日渐上升，理想的人就不是唐·吉诃德，而是桑丘·潘沙了。”
在塑造唐·吉诃德的形象时，用喜剧性的手法写一个带有悲剧性的人物。首先，它把人物放在一个个不同的情景之中，用讽刺的笔调和夸张的手法，一再描写人物的荒唐行动，造成喜剧性的效果。其次，小说又着重描写人物主观动机与它的客观后果的矛盾(或适得其反，或迂腐反常，或自讨苦吃)，在喜剧性的情节中揭示其悲剧性的内涵。再次，小说运用了对比的手法。在作品中，桑丘与唐·吉诃德无论在外形上，还是在形象的内涵上，都形成鲜明的对比。一个高一个矮，一个重理想一个讲实际，一个耽于幻想，一个冷静理智，一个讲究献身，一个看重实利……两两对比，相得益彰。这一构思也是塞万提斯的创造，它不仅有利于塑造人物，而且增添了小说的情趣，突出了作品的哲理意味。
在创作方法上，塞万提斯善于运用典型化的语言、行动刻画主角的性格，反复运用夸张的手法强调人物的个性，大胆地把一些对立的艺术表现形式交替使用，既有发人深思的悲剧因素，也有滑稽夸张的喜剧成分。尽管小说的结构不够严密，有些细节前后矛盾，但不论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上，还是塑造人物的典型性上，都比欧洲在此以前的小说前进了一大步，标志着欧洲长篇小说创作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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